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这项政策，于2015年11月提出，并于2016年3月，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。其內容包括：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，又称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，以及降低赋税，关闭煤炭、钢铁、水泥等产能过剩工厂，严格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和补贴。
先简要地表述一下概念。供给侧主要是指：生产要素的组合，以及从初级产品到最终产品的商品服务供应流程。而需求侧主要是指：以收入和储蓄为主而构成的购买力，以及以投资、消费、出口为主，而构成的需要（Need）。购买力和需要结合一起，即有支付能力的需要，则被称之为需求（Demand）。
供给侧的活动满足了需求侧的需要。而需求侧的需要和支付过程，又制约并引导了供给侧的活动。供给侧活动和需求侧活动密不可分，共同构成一个周而复始的完整流程。所谓“供给侧结构”，实际上是这个整体流程中，一个阶段性的断面呈现，是一个动态现象，其本身并不直接具有所谓的优劣性质，只存在是否能够适应系统流程，满足需求的问题。
所以，供给侧结构性问题，仅仅是阶段性的病症呈现，并不是病因。如果不系统性地施策，而仅用行政手段去调整供给侧结构，强制性地“关，停，并，转”。那么，最终效果一定不佳。
我们已经看到：近些年，产业结构不仅没有优化，经济发展反而停滞了。经济增速不断下滑。从2015年的7%，下滑至2019年的5.9%。疫情后的两年，2020年和2021年，平均年增速则下降至5.2%以下。而去年第四季度的年同比增速，又下降至4%。随之而来的是：目前地方财政非常困难，各种债务危机持续爆发。今年，各地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需求侧的投资办法，准备大规模地上马基建项目。
下面，我们回顾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，对照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理论，然后再提出应对当前经济局势的建议。
1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初衷和路径 改革的初衷是想解决产业结构问题。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、高消耗、高污染、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，而高附加值产业、绿色低碳产业、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。总体上讲，是中低端产品过剩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。从当时的情况看，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。
那时，还有人把“区域结构”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之一。其中主要指区域人口分布结构，例如城镇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等等。事实上，这根本不是供给侧的问题，而是需求侧的问题。
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上，主要是由政府官员和学者们预设方案，确定任务，然后采用行政干预手段，通过政治运动方式，实施“关、停、并、转、升”，以及“调整，整顿，提高”等措施，来具体实施。
2017年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去产能行动。政府首先制定压缩过剩产能指标，例如多少万吨的钢铁、水泥、平板玻璃的制造产能，再把这些 “硬指标” 分解到各个部门、地区和企业，然后主要运用行政手段，强制性地解决。民营企业是被整顿的主要对象。河北省和江苏省的一些民营炼钢厂，各地的水泥厂或造船厂，被强行关闭。此举曾经被人讥讽为， “把别人的牛奶倒进海里，让自己的牛奶卖个好价钱” 。随后，国有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，临时性地普遍增加，但下游厂商利润却被大幅削薄，甚至亏损。许多下游企业，却因此而纷纷倒闭。
在此前后，各地还掀起环保风暴，无论好坏企业，特别是小微企业，被一刀切式的关闭了，致使建材、印刷等各种工业和生活用品价格急升。其中京津冀地区尤甚。此外，各地发生蔬菜大棚和饲养场地被捣毁关闭，导致以猪肉价格为代表的各类食品价格大幅地攀升。还有驱逐低端人口，等等。
这期间，旧有的供给与需求稳态被打破，新的对应体系难以建立。国民经济遭到损失，消费者承受痛苦。
2021年，中央政府提出了双碳目标，态度鲜明，立意新颖，这本来是一个好事。但非常可惜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，政府官员习惯于旧有的思维。把人们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，转换成单一发力的 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 。注意：不是在需求侧发力，而是在供给侧发力，且特别依赖于行政手段。此期间，地方官员一哄而上，一刀切式地打压企业，包括停电，停气等等。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，经济下滑速度非常快。
还有，2021年发生的关停校外辅导，惩罚电子商务平台和社交平台等等行动，基本上采用政治运动方式。强调"有为政府"，钟情于行政手段。且执行过程粗糙，态度粗暴。
这里需要说明，对行政队伍而言，有一个利益导向的问题。凡在基层工作过，或者搞过经营的人，都会有所体会。地方官员敲打企业来，往往是轻车熟路，得心应手；而服务企业，改善经营环境，则是难上加难。因为，谁也不愿意自身的权力与尊严被剥夺，还要笑脸相迎，去服务他人。所以，政府采取行政手段，动用行政力量时，须慎之又慎。否则，很容易矫枉过正，覆水难收。
我们认为，政府推进生态建设，环境保护，取缔非法经营，反垄断行动，都是必要的。它应该成为改善经营环境，完善经济运行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种常态机制。但是，在路径选择上，政府应该注重健全法律制度，规范执法行为，杜绝行政干扰，尽量通过税收、财政开支、货币和金融等经济手段，让市场自发地去调整产业结构，真正地建立起现代意义上，完整的要素组合市场和商品服务市场。
2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理论研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？应该与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密切相关。林毅夫教授于2012年出版《新结构经济学》，并于2015年在北京大学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。直观来看，该学说推广时间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出台时间，二者非常吻合。
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和鸟笼经济模式，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过程中的一个产物。可以用来进行国际学术交流，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现象。但是，不能把它奉为圭臬，用来指导经济活动。
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、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。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。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、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、研究经济发展。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，主客体对称、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，研究经济发展。
新结构经济学认为：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就是在政府主导下，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，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。而这种理论性建议，实践中具有可行性吗？
我们正处在一个极具创新，快速发展的时代，政府官员们无法预期并计算出大规模创新与发展的结果，以及新技术的出现后，对其他行业的渗透和拓展情况。因此，仅凭一些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们的推论与想像，又怎样能够有效地去调整供给侧的结构呢？
中国的高科技企业，诸如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百度。以及华为等等。哪一家是靠政府规划出来的？哪一家又是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下，发展起来的？相反，这些企业大多数是在国外的风险投资支持下，或者是靠自己在国际市场的拼搏，快速发展起来。这之后，它们又带动了整个工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。对这种全新的经济结构，政府官员和学者们能够预先构想出来吗？
新结构经济学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常识问题。任何一种经济结构的调整，首先都需要适应市场的需求。企业只有把货卖出去，获得货币收入，才能够生存。而组成企业的各生产要素，只有获得货币收入，才能够持续活动。行业的发展，也需要获得货币的收入。脱离了需求侧的协调，单纯地搞供给侧的改革，能够成功吗？
国民经济本身就是一个生态体，也是一个生物体。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，而逐渐地演化，尽可能地去适应变化中的环境。市场上的企业如此，行业如此，整个供应侧的变化也应该如此。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演进过程，是市场自发的调整过程； 而不是政府官员，凭借其主观意志，进行指挥和调度的过程。
市场经济的循环，是从满足消费者需求和社会需求为出发点，由产业链的下游向上游不停地传递，以及向周边各产业链的辐射，从而影响各生产要素的组合与形成。这是一个周而复始，不断变化，不断迭代的生物性与生态性的运动。
经济结构是一个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。它是自然演化，自然迭代，不断渗透的发展结果；是市场配置资源时的一种动态呈现。不能人为地把这个完整的自然系统流程，机械性地去截断，像工程师设计机械一样，去搞什么"结构调整"。
实践已经证明，一旦动用行政手段，强制性地把某一环节的“过剩产能”调整到预想的状态，导致了该类产品价格上升，下游厂商则立刻遭殃，消费者随之遭殃。而且，还会引发供应链整体性紊乱，出现滞涨局面。
生物生态活动是一个复杂系统。而机械物理运动，则是一个简单系统。不能把简单系统运行原理，运用到复杂系统中去。如果政府官员和经济学者，非要用物理性的外力，去干预经济运行，干预这种生物生态性的复杂系统，一定会造成揠苗助长的后果；或者是削足适履的后果。它会让秧苗枯萎，让女人的天足变成小脚，让生意盎然的市场经济黯然失色。
中国从2016年至今，六年来的实践，已经充分证明了：那种经过所谓的理论抽象，预设各种前提式的“最优经济结构”，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；政府运用行政手段，从局部入手，强行调整产业结构，只会把经济搞死。
所以，我们应该尊重市场的规律，回归本届政府一贯主张的，“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起决定作用”的这一政策导向。
从实践角度观察，新结构经济学更像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国企改革，职工大量下岗时代的错位产物。不过，那时整顿的对象主要是国企；现在整顿的对象主要是民企；而下岗的职工，则主要是民工和城市居民。
一言以蔽之，新结构经济学，实质上是“调整、改革、整顿、提高” 政策的一种学术翻版。它强调“有为政府“，钟情于行政手段，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发展潮流背道而驰。
3，生态经济理论的有关主张 生态经济学认为，国民经济的供给活动起始于要素组合。它们分别是：劳动力、土地（资源）、资本、技术、管理、信息（数据）和环境，共七种要素。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，决定了每一企业的具体形态，以及每一行业的具体形态。而要素组合后的各种不同产出，则形成了国民经济的供给流程。
在自然经济条件下，国民经济流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。
要素形成 →要素组合→供给产出→消费需求 其流转方向与物质资料的流转方向是一致的。流转环节比较少。
在商品经济条件下，劳动性质发生根本变化。人们劳动的付出，不是用来满足自身的需要，而是为了满足他人和市场的需要。而且，只有在劳动产品或服务售出，获取支付的情况下，其社会化的劳动才具有实际意义。因为货币在商品交换和商品流转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。所以，当代的商品经济运行，与物质资料的移动过程，呈现出反向制约和推动的状况。
这里需要特别说明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，商品交换活动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。工厂不是预先制造产品，保有一定库存，这之后，再去设法推广销售出去。而是先有了订单，再行安排生产，并且还要把订单继续分解，向供应链上游传递。因此，企业的业务流程方向发生改变，与市场货币流转方向，基本上保持一致。进入本世纪初叶后，新型商品经济越发成熟。此时，我们可以把国民经济可划分出六个阶段。并且，其作用方向出现了反向制约，以及梯次推动的状态。图示如下：
消费需求→市场交换→供给产出→要素组合→要素分配→要素形成→消费需求 从交换货币流通和业务流程的走向看，则是：消费需求，决定市场交换；市场交换，决定生产供给；生产供给，决定要素组合；要素组合，决定要素分配；要素分配，决定要素的形成过程；而要素的形成过程，又影响了市场需求。这是一个周而往复的货币循环过程。初始点和终点均在市场需求。因为市场需求包括购买力，而购买力又包含了货币的收入、储蓄和理财。
按照以上的流程阶段划分，生态经济学认为，政府应该本着以下原理，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作用：
第一、政府在管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职责之一，则是通过交换货币的传递，来保障经济循环的通畅；通过赢利货币的调节管理，来维护总体经济运行的协调与平衡。因为货币政策比较复杂，此处便不再展开说明。
第二、在当代商品经济循环流转的六个阶段，即全过程中，政府应主要通过各种货币政策、税收政策和法律法规，分别调控经济运行。例如，在要素分配阶段，运用所得税和资源税等，来发挥作用；在要素组合阶段和产出供给阶段，运用增值税来发挥作用；在市场交换阶段，通过销售税来发挥作用；在消费需求阶段，运用奢侈税和房地产税来发挥作用；在要素形成阶段，通过抵免所得税来发挥作用，等等。
第三、此外，政府也需要用财政开支政策，在要素形成和消费需求这两个阶段，发挥积极作用。例如，在要素形成阶段，政府出资直接开发土地、植被和地下资源；提供各种国家培训和就业支持，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水平；通过良性互动，支持优秀管理者和管理团队的形成与发展；国家提供各种基金，奖励或支持技术研发，出资从事基础科学研究；国家直接从事信息采集、传递和数据处理，开发、积累和传播信息；国有资本投资于各种基础设施项目，以及各类新兴项目；从事环境保护，生态建设事业，等等。
第四、生态经济学还认为，在要素组合、供给产出和市场交换这三个阶段，政府应该本着“无所为而为”的信念，放手让市场发挥作用。政府要用自由交流，自由创造的方式，充分地调动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。政府应该尊重市场运行规律，应势利导；不要强不能以为能，不要去刻意作为；要注重服务，疏通经济运行通道，协调各方面的平衡关系。
第五、当然，在金融体制方面，还要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理，畅通金融流转通道，平衡各方面的关系。
第六、同时，政府还应该为生产要素的组合，为经济的运行的通畅，提供数字化、智能化的平台； 为新技术的产生，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； 为要素的有效组合提供便利，减少社会政治的干扰。使局部运行，及其特定环节的“结构”形态，与系统运行和整体运行相适应，相匹配。
这样，一个适合于生态环保，适合于技术创新发展的供给链体系，便会自然而然地形成，并自我调整与演化，用不着政府再去刻意地搞"供给侧结构性改革"了。
4，应对当前局势的建议
今年，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。去年第四季度，经济同比增速已经下滑至4%。且房地产公司债务不断暴雷。各地财政非常困难。今年上半年，经济仍会处于低迷状态。亟须拿出对策。
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以及各地政府两会决议情况来看，目前的主要对策则是上马基建项目。为了避免重蹈“四万亿”的覆辙，建议如下：
第一、全面启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。需求侧涵盖“购买力”和“消费需要”两大领域。在消费需要领域中，又有个人家庭消费、公益性消费（学校、公园和文化设施等）、功利性消费（机场、港口、铁路、高速、电力设施和公共交通等）、出口性消费，以及生态环境消费（生态需求），这五大类消费需要或需求。其中，生态需求占比过低，发展空间巨大，潜力无穷。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市场具有引导作用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，相对地较为稳定，适合于全面规划。国土资源是可以规划的，人口的增长是可以规划的，环境与植被是可以规划的，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与数量是可以规划的。我们应该抓住市场资源，这个市场经济循环的起点，改革与调整市场需求资源，注重在需求端发力，便会产生良好的效果。
第二、以“双碳”为目标，开展大规模的生态环境建设。应该认识到，防污，减排，扩绿，节能，以及循环经济等，本质上是生态需求，是公众的需要，是市场机遇，也是发展的前景和企业利润之所在。政府应该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，组织动员全体人民，包括各级政府、社团组织、企业、城镇居民、农村居民等等，群策群力，自选项目，科学地从事生态环境建设事业。政府应提出各种优惠政策，让参与者、付出者、贡献者、资助者，获得应有的回报。同时，还要设立各种专业咨询、策划、协调、评价、验收以及支付机构，以保证生态环境建设事业有序进行。
第三、设立各种生态、环保、绿色基金，以及人口健康基金，与碳交易市场并行，共同发力，支持社会经济发展。在设立基金方面，应该由政府主导，社会全面参与，同时可开放国际渠道，力争百花齐放。这些基金不仅可用来奖励，资助，投资具体的项目，而且，还应该用来去支付项目成果。使得有成就的生态环保项目，能够获得持续的回报。并且，还可以使一些成功项目，在持续收益的基础上，通过证券市场的运作，获取更大的收益或回报，反馈项目参与者、贡献者和相关联的人民群众。
当然，有关需求侧结构性改革，还有更好的方案。因本文篇幅有限，此处便不再说明。谢谢阅读！
